原河南省平舆县法院院长刘德山，希望公开向全国法律界寻求高人指点——他当年办理一起减刑案件时有何违法。
这位从业长达近三十年的前法官还控诉，自己遭遇难以想象的刑讯逼供。
案情并不复杂：一位被减刑的犯人白玉岗出狱5年后，被指控为黑社会组织头目，上级“高度重视”，领导批示查保护伞，于是当年的减刑也列入复查。
日后检方起诉时认为，时任刑庭法官刘德山违反了河南省政法系统的一份内部文件——豫高法[2004]214号中“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的规定，属于玩忽职守。
刘德山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当年的审理完全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减刑案件审理的司法解释。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法官无罪，但判决书还是留了个“尾巴”——认为他虽不构成犯罪，但“有所疏忽”且存在“滥用职权”。
而且，当2011年12月14日这位老法官拿到无罪判决，自被带走调查已19个月，其中失去人身自由达16个月之久。他坚持“要个说法”。
1982年，刘德山作为河南政法干部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投身司法界。分配到驻马店中级法院后，他一直从事刑事审判，从书记员一直升至基层法院院长。
他办理过上百起死刑案件、审理过副厅级官员职务犯罪，颇为自豪的经历还包括：审过的案子曾被收入最高法院的《刑事审判参考》，写的文章曾发表在《人民法院报》。
不过，整整30年的法律历练和信仰，似乎经不起最近19个月司法体验的残酷撞击。
他先是经历了8天程序不明的调查。那是2010年春末一个午后，刘德山被电召至驻马店市一家宾馆，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接受了专案组的“调查”。
之后是21天的监视居住——地点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自家住所，而是驻马店市以北360公里的鹤壁市浚县某宾馆中。其间，因为担心肋骨断了，刘德山曾被送往医院照X光。
看守所有监管，更规范，但他一呆就是15个月，方被准许取保候审。他办了多年刑案，但对看守所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这次，他大开眼界。
法院一审历经两次开庭后，拖了将近1年才宣判，因为要层层请示，等最高法院的批复。幸运的是，他被宣告无罪。
19个月的司法体验让他感慨良多。他说，他曾自认为，对刑事法律规定和原则还算熟悉，但却难以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可想老百姓有多难”!
司法程序还是党纪程序？一直没弄清楚
2010年5月4日，是五一之后第一天上班，驻马店市中级法院的纪检组长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颐和山庄宾馆，说需要问你个事情，没有明确说什么事情，我心里很坦然，就去了。
我是下午去的，到201房间报了名字，然后有人领我到一楼走廊尽头一个房间，没有窗户。他们也不说他们是哪里的。一个人跟我说，把在驻马店中院办案的有关问题回想回想，然后就走了，其余人就站在那里，看着我。
开始第一天、第二天还让我打电话，后来就把我手机没收了。我问他们，有啥手续，他们就不理你。我问我被限制人身自由这算啥?他们就说，你配合调查，好好交代你自己的事情，好好想想，把该说的说出来。
在这里没有打，也没有骂，就叫我回忆，说：“赶快说说，说了就没事”，我问：“说啥?”他们用方言说，“你心里清亮亮的”，这个应该是鹤壁话。最后几天，他们跟我说，是减刑方面的事情，让我看了白玉岗减刑案件的部分材料，说是帮助我回忆，就是拿过来看了一眼，不交到我手里。
有一段时间管得不严，每天三顿饭之后，可以活动半小时。房间很小，我从门口走到最里边，是七步，走回来，还是七步，我内心就有一种不吉利的预感：我遇到麻烦了。
之前我没有过这种经历。我知道“双规”，但办“双规”很严格，要审批，程序上要宣布、要签字，但我这个，自始至终没人说是“双规”。
我当时估计，是调查，没法判断是什么性质，讲不了理讲不了法了，判断不出他们是纪委的还是检察院的。当时困扰了我好几天，这个究竟是司法程序啊还是党纪政纪程序啊，一直弄不清楚。
始终，他们啥也没有宣布，也不说他们是哪儿的，啥也不说。就在这个没有窗的屋里面，关了8天。
刘德山卷入的这场风暴，发端于毗邻驻马店的河南南阳。他曾经给予减刑的当事人白玉岗出狱五年之后，被指控为涉黑组织头目，案子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2009年6月，全国打黑办派员全程旁听庭审，之后递交的报告认为：白玉岗涉黑案件的经济基础未被摧毁、保护伞未被打掉。
公安部和中央综治办主要领导分别作出批示，其中一则批示为：“要认真总结、剖析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积极地整改。”
白案审理结束后，河南省政法委了抽调五十余人，成立“3.21”专案组，启动调查白案中的漏罪漏犯、白的保护伞以及白2004年在驻马店市监狱服刑期间的情况。
刘德山和当年的另一位合议庭成员、驻马店市监狱有关人员、南阳市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均被调查。
先整服气了，再走过场
5月11日下午4点多，他们把我带出来，我就感觉气氛不对劲。从颐和山庄上了车，一直往北开，我开始以为是要带我去郑州，可能是省纪委那个办案基地，但是我级别不够这个啊，后来发现不是。
拉到浚县检察院，已经晚上9点，把我带进院子后面的房间，是车库改的，上面牌子写着“办案一室”。进去一看，椅子是铁的，固定在地上，墙壁是软的，我办了20多年刑案，根本没来过这种场所，从没见到这个场面，就估计是要对我上手段了。
办案的人吃完饭之后，就来宣布，浚县检察院给我立案了，还是这几个人，把我东西给收走，然后就让我面壁站着，离墙30厘米，说：不该办的事情你办了，不该收的钱你收了，你先好好考虑。气焰特别嚣张。
因为之前没有过度折磨我，我体质还可以，一站几个小时，从晚上9点多一直站到第二天上午7点，他们轮流在这边看着你。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浚县迎宾馆，宣布对我监视居住。给我一个应当遵守的条款，说起来坐下都要报告，我不给他报告，一个姓陈的，上来就打了我两耳光。
我以前知道，检察院办案是不敢打人的，但到这天上午，我就知道不行了。中午吃完饭了，又来几个人，气势凶得不行，没打我，但到夜里，又开始打我，把我撂倒在地上之后，往我身上坐，不是轻轻地坐，是使劲坐。
他们打我是叫我承认是故意违法办理减刑，是领导安排的，叫我检举领导，啥事情都行，从县里到上面。他们开始说法院领导，后来又说市里领导，点着名字，让我检举。
一直打到5月15日，我的肋骨疼得很，坐着也疼，疼得哭。16日上午，把我送去浚县中医院照片。后来照X光之后，说我没有问题，但后来我肋骨疼了整整4个月，有经验的人都说，肯定是肋骨打断了。
刘德山当法官时，对监视居住的执行有过了解，一般情况下，监视居住都是在当事人家中执行，监视期间并非完全失去自由。而就算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据他回忆，一般是“找一个院子，可以吃住，可以在院子里面活动”。
他没想到，自己经历监视居住时，却是在360公里外异乡的宾馆里。刘德山称，在这里的21个昼夜，他被困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彻底失去自由，不准上床睡觉，并遭到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制度设计并不缺位，比如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要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刘德山亲身经历后认为，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形同虚设：“全是演戏”，“先把我整服气了，让我说‘是的’，他们再开设备走一道场子。”
侦查机关否认刑讯逼供。鹤壁市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事实上，办案人员对刘德山照顾有加，“吃饭都是变着花样给他吃”;至于21天不让睡觉，他认为明显违反常识，“常人几天不睡觉，就活不了了”。
5月31日，办案人员跟刘谈话，告诉这位市、县两级人大代表——人大已批准了侦查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刘德山顿时明白过来：“要进去了”。当晚，办案人员宣布对刘刑事拘留，并于夜里1点多将其押往看守所。
“挂起来”“弓起来”“撩起来”
看守所里面是精神恐怖，让你处在饥饿之中，让家里送钱再加价卖给你东西，然后就是强迫劳动，规定工作量和时间，然后就是打骂、虐待。
违法使用脚镣手铐，土话叫“撩住”，体罚叫“撩起来”，把脚镣手铐全部铐在一起。我知道“撩起来”是违法的，我工作二十多年办刑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刑罚。公安部对于警械使用有规定。
还有一种叫“挂起来”，把手铐铐起之后，挂在号房的门梁上。我见过两个人，被挂起来12个小时，我跟他们在一个号里面。
“弓起来”，就是对着墙壁躬着腰撅着屁股罚站。还有拉出来到审讯室坐“老虎凳”，是一种专门做的椅子，手脚全部铐住，一坐24个小时。“三稀”也是一种严管措施，每天只发三碗稀饭，不给发馍。
我经历过两次“撩起来”，一次时间短，撩起来半天，第二次撩起来3天3夜，去掉之后，还被戴脚镣手铐17天，实行17天“三稀”。
看守所里面要强迫劳动，串链子比较多，各种塑料的链子，有长的有短的，一般人每天做90条以上，个别年龄大的(工作量)稍微降低一点;还有扎拉花，剥大蒜，化肥袋子，一个人要剥一袋大蒜，少的时候两个人一袋子，没剥好的要处罚。
7月份之后，我就不肯干了，年龄大了，眼镜近视，有颈椎病，定的任务完不成。他们也不对我咋了，有人跟我谈过，叫我干活，我不干。
号里最多的时候，24个人，最少的时候12个，正常铺位只有12个，最多的时候，地上睡的都是人，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睡觉只能侧着睡。法律书一概不让我看，家人给我送的《论语》、《古文观止》，每次搜号都给我搜走，用脚往外踢。我的《古文观止》上现在还有脚印，我是读书人，对书被践踏很来气。
比起无人监管的“黑宾馆”，刘德山原以为看守所可能要自由点。尽管看守所曾爆出“躲猫猫”等丑闻，但毕竟有专门法律约束。刑讯逼供多发生在嫌犯移交看守所之前。
二十多年来，提审犯人、宣判、执行死刑，老法官刘德山对看守所并不陌生。不过，从法官成为嫌疑人，他在浚县看守所的15个月里，目睹了看守所内被押人员参加劳动、被体罚、超期羁押等以前完全不了解的种种问题。
听说法官也进来了，很多人都过来咨询。有些案子，在刘看来明显过分：一家三兄弟因为上访，被按敲诈勒索罪抓了，老大判7年，老二老三各判3年。刘曾和兄弟三个分别同监室关过，虽然同情，却爱莫能助：“自己的事情明明白白，都弄不了，怎么帮人家?”
刘德山在看守所关了整整15个月。其间，家属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未得到批准。
辩护律师陆咏歌多次前往浚县看守所会见。“他在坚信法院会依法判案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法律的失望。”陆咏歌回忆，会见中，刘德山曾多次流泪，问律师：“为什么?”
“这是法律人的眼泪，是局内人的伤心。”陆咏歌说，“作为一名老律师，我也想问，‘为什么?’”
2010年10月，刘德山终于来到了他最熟悉的地方——刑事审判法庭。
法官要我配合
一审开庭是2010年10月19日。开庭的时候，每一个问题，我都讲得他们无话可说，第一次开庭，还没开就发生了争执，我不愿意穿看守所的号服，他们不同意。后来开庭后，解下手铐，我就把看守所的号服脱掉了。
起诉书念完之后，问我是否属实，我说不属实，我说上面写我有供述，那是刑讯逼供了，限制我自由，打我，休息吃饭喝水解手刷牙拉屎拉尿的自由都限制了，法官就斥责我，不满意我说这么多，说你当院长不知道该咋弄。
当时我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两高三部”出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的律师提了这个。律师问了我刑讯逼供的问题，问有何证据，我说有X光的片子和笔录上的签字。我2010年5月16日被送到浚县中医院去照X光，我记住了片子的号码：36657。我在县法院的坐车，号码是0366，所以我记住了。
我们要求调取这两项证据。后来，第二次开庭，调取了。但是片子没有调来，调了检查报告，宣读了我5月31日写的那行字。那天的询问笔录上面，我写了“对所受到的待遇保留权利”。
但检察院认为说明不了啥问题。事先他们都写好了证明，说这些人没有对我刑讯逼供，法院最后也没有认定刑讯逼供。我的律师就说，检查报告说“没有异常”，就证明检查了，无缘无故检查什么身体?为啥要检查?
第一次开庭中间，法官把我带到他办公室了，说刑讯逼供“都是这样”。我自己当法官开庭的时候，越是影响大的案子，我越是要中立，被告人说的如果有理，就让他说，不能斥责他，浚县的法官连中立都没做到，面子上都没做到。
法官叫我配合，说检察院相当慎重，检察院多次向上汇报了也来法院沟通了，相当慎重，隐含的意思就是：让我明智一点，和法院配合。我平常就很讨厌“配合”这个字眼，有罪的话你就判决嘛，所谓的“配合”就是要你咋弄你就咋弄，要你咬谁就咬谁。
第一次开庭，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夜晚9点。法庭上，前法院院长刘德山为自己作了详细的辩解，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每一份证据，他都发表了质证意见，并重点谈到了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历。
但第二次开庭后，判决结果迟迟未出。经过家属和律师的反复打听，久拖不决的症结在于：刘德山案正在经历漫长的“内部请示”程序，已经过鹤壁市中院、河南省高院，层层请示至最高法院。
刘德山也判断，肯定是“在请示”，他知道，按照内部规定，处级干部的审理和判决，就要报到省里，所以自己的案子至少报到河南省高院，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报到了最高法院请示，而且拖了那么久。
捱到2011年春天，最高法院关于刘德山一案的批复终于下来了。同年9月3日，刘德山获准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10月份，浚县法院一审判决他无罪，浚县检察院提起抗诉。12月份，鹤壁中级法院终审裁定，刘德山无罪。
如果再当法官， 我会更重视被告权利
最后的判决仍然留了“尾巴”，认为我不构成犯罪，但是疏忽、滥用职权。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这个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办理的减刑案件，是完全符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既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规。应该给我下结论，办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符合法定减刑条件。法院的判决应该是这样的判决。
我回来之后，刑法、刑诉法、最高法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都认真学习了一遍，包括各省的关于减刑假释的文件，都逐条对比，发现各省市不一样，足以说明河南省高院的214号文没有法律效力。
而且，我办案，并没有违反214号文件，虽然规定“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但这个案子不是“一般”，而是“特殊”，所以我没有违反。
申诉的希望太渺茫了，我也知道难，我也知难而退，恢复正常生活就行了。但现在看来，构成重大影响了。一个是社会影响的问题，一个是据说还要给我党纪处分，一个是对我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直接的影响。无罪判决半年之后，我仍然没有正常生活。谁来承担责任?
我要尽我所有的努力，向上反映，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尾巴，一定要一个说法。如果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追求司法的公正，但是所看到的一些现实，对我的信仰打了严重的折扣。尤其是有的司法机关，根本不是在依法办案。
在刘德山看来，这仍是一份“有瑕疵的无罪终审判决”：判决书认为他不构成犯罪，但仍认为他“有所疏忽”且存在“滥用职权”，这个结果让他非常不满。他没有申诉。作为多年的老法官，他深知，经过层层请示过的案件，申诉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来自鹤壁市检察院人士的说法是：检方并不认为刘德山无罪，并认为最高法院对刘德山一案进行批复有违法之嫌，目前该院已报河南省检察院，请求对二审结果进行抗诉。
刘德山说，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做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他会更加重视，对办案中程序的审查，会更严格，对案件最终的判决，会更加慎重。因为，这次司法体验已告诉他，“很多法律规定被架空，而当事人、被告人，实在是太弱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