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里都不去，我要留在中国。”在距离自己78岁生日还有3个月零2天的晴朗上午，新加坡籍华人、大芬画家陈建华用颤颤巍巍的右手紧握笔头，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缓缓填写个人信息，最后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3月24日，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的病房里，在深圳红十字会和朋友们的见证下，他用这样的方式对自己的身体做了安排，完成“要留在祖国”的愿望。
“全部捐献，能用的尽管拿去用”将身体全数捐献 帮助有需要的人
《器官捐献志愿书》上有一个无偿捐献遗体或器官选项，填写到该处时，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般都会细心提醒捐献者可以自愿勾选。被告知时，陈建华毫不犹豫地说了四个字“全部捐献”，随后逐一在心脏、肝脏、小肠、胰脏、肾脏、遗体等全部10个选项前打上勾。“我不想带走任何东西，包括我的身体。如果我的身体还有可以用的，就尽管拿去用，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说这番话时，陈建华还并不太准确地知晓自己的病情。
就在签署捐献协议的两天前，陈建华的好友吴长明在医院拿到了陈老的诊断结果——肺癌晚期，这距离陈老不适住院才不过十几天时间。“我们还没把确切的病情告诉他，就跟他说了是肺气肿之类的，不想给他太大负担。”吴长明是陈建华遗体捐赠一事的受委托人，受托全权办理陈老身后遗体等捐献事宜。这些天，他都在医院忙前忙后为陈老遗体捐赠的事情奔波。
相识20多年，因性情相投，从事出版行业的吴长明与陈老成了“忘年交”，即便关系如此亲密，这次是陈老少有的主动打电话请他帮忙，“他个性积极向上，有困难能自己解决的都自己解决，就算是他一个人在外面，能完成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完成，他的品格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吴长明回忆，陈老向他正式表达想要捐赠遗体是在两天前，“可能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什么，觉得是时候了。”
“我是中国人，死也要留在祖国母亲的怀抱。”
一生颠沛流离 惟愿回国归根
在遗体捐献的授权委托书上，陈建华前后5次提到“祖国”二字。他写道，“我是中国人，死也要留在祖国母亲的怀抱。”“我决定在身后将我的遗体、组织捐献给深圳市红十字会，永远留在祖国，为祖国建设发展做贡献。”祖籍广东中山，祖辈迁往马来西亚，后转至新加坡，随后又辗转美国等地求学工作，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陈建华对祖国充满了浓浓深情。
据吴长明回忆，陈建华回到国内生活已有近50年，但终身未娶，也无子女，孑然一身。其早年辗转亚洲、非洲、美等国，远离故土多年的经历，让陈老对祖国有了更加强烈的思念之情。机缘巧合之下，陈老得以回国，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故乡，也开启了他全新的生活。
“他是个好人”
大芬村第一批把油画带到国内的人 开英语班帮同胞“少吃亏”
陈建华近50年国内生活经历中，几乎有一半时间都与大芬相连。
上世纪90年代初，带着对艺术和文化的渴望，陈建华来到了大芬村。彼时，大芬村内最流行的产业形态还是“油画工厂”——接单、作画、卖画，流水线作业。而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美国留学工作，从小被外面多元世界耳濡目染的陈建华看到了大芬的另外一种可能。不久后，在以陈建华为代表的画家、画商行动下，大芬村第一批画廊应运而生。
“开始大家都不晓得什么叫画廊，只知道让画工画师做单。”与传统“油画工厂”不同，大芬第一批画廊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画作，不同的题材、丰富的表现手法令人眼前一亮。渐渐地，国外油画的“生意经”被陈建华等一批具有远见的有心人带到了大芬，让油画得以在大芬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也由此促使大芬油画产业加速走向世界舞台。
除了开画廊当老板之外，当时，陈建华在大芬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英语老师。据陈老学生小彭回忆，上世纪90年代，大芬村就有许多来自国外的油画订单，而语言却成为交易中的一大障碍。“那个时候大芬懂英语的人真的很少，但是那些票证、订单、合同都是用英语写的，有些人就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吃了很多亏。”看到大家的苦恼，在美国学习工作过、精通英语的陈建华就在大芬开起了英语培训班，不过几乎是半公益性质，“外面上一个小时课就要70、80块钱，他这里一个人只收一两百块，很多画廊老板都是他的学生。”
在20多年的交往中，吴长明说自己看到了陈建华品格中很多宝贵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在生活上也非常乐观，平常都很乐意帮助其他人，要是谁需要翻译去找他，他马上就会来。他真的是个好人。”
